南方九月阴雨绵绵，我和廖小雨撑着雨伞，在狭窄的道路上绕过一个又一个水坑，躲过一条又一条蚯蚓。

北方学生一惊一乍，连地震说都搬出来了，还有些蛇和蚯蚓不分的，直接跑回宿舍去了。

在这种抱怨连连的时节里，偏逢院里要办新生联谊，作为学生会骨灰级师姐的廖小雨被特聘为总策划，每天早出晚归，比上课还要勤恳。

闲来无事，就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就跑到图书馆查南城古宅的资料，从专著室跑到报刊室，又从古籍资料室跑到电子刊物阅览馆，或者再多找几分兼职，把时间填满，不让自己有空闲时间期盼不会响铃的号码。

三周都不联系，廖小雨说这是默认分手的节奏。

可是，我和程禹衡不是恋人，哪来分手？或许他在等我收拾行李？

从前我和程禹衡没试过三周都不联系的，他哪怕出差到很远的地方，至少也会发信息，简短说两句在忙什么，问我过得怎么样。可是，从献身计划那夜起至今，我们断联了。

不联系，情分就会淡薄，很快就成陌路人了。这几天程禹衡出现在我的梦里，面无表情地擦肩而过。每每梦到这样的程禹衡，我都在梦里流泪。

这阵子，我想了很多，关于感情和未来。这几年里，我对程禹衡依赖成病，喜怒哀乐，全身心都赌在他身上，偏偏他对我感情飘忽。从前，我能孜孜不倦地喜欢他，是因为没有被拒绝。如今他交出答卷，如果我还赖着不放，就是我不厚道了。试问，并非两情相悦，我有何脸面继续在他家住下去呢？

中秋假期悄然来临，公寓里依旧空荡荡的，没有人气，只有灰尘。我等了一天又一天，终于熬到假期最后一天。夜幕降临之前，我必须回校了。

廖小雨打电话催促：“丫的还不回来？别告诉我，你在琢磨分手信怎么措辞？”

“没……”我用耳朵和肩膀夹着手机，空出两手扭地拖。

廖小雨耳朵灵敏，严肃批评道：“原来在做宾妹，哪天也来我家义务劳动？被甩了，还有心情给渣男打扫卫生，我真服了你！”

我逼自己开心一些，一开口，声音就哑得厉害，“刚……打包房里的东西，弄脏了地面，好聚好散嘛……小雨，别忘了提早去老四川霸位，一到周末，经常有五湖四海的同乡会搞聚餐。”

廖小雨没好气地挂断电话，我把地拖水倒掉，将洗衣机里的入秋衣服叠好。一天家务到此为止。

五年里，我唯一能做的，只有这些微不足道的家务。

夕阳余晖透过落地玻璃，斜斜照进客厅，柔和的光线将灰尘卷起，星星点点，漫天飞舞，宁静又美好，唤起了我初来公寓那天的记忆。

五年前出院那天，程禹衡早上门诊，中午来病房接我，午饭是在医院职工饭堂，刷程禹衡的卡。我垂着脑袋啃鸡翅，感觉到周遭强烈的注视，情不自禁地蹲在到桌子底下，捂住嗡嗡作响的耳朵，不可抑制地发抖。

一束阳光斜斜照来，我缓缓递出手，光束穿过我的手掌，灼热爬上掌心，程禹衡不知何时钻到桌子底下，用醇厚而沉稳的声音轻轻问：“口渴吗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，他从口袋里拿出柠檬茶，插上吸管，递到我面前。我摸到包装盒，指尖被烫了一下，是与阳光一样温暖的。

他拿起一瓶矿泉水，提着我的行李，提步就走。我起身太急，磕痛了脚，没由来地心怯、自责，指甲惯性掐进肉里，只有生理上的痛，才能补偿心理的不痛快。

程禹衡抓住我的手，试图打开我的手指，我铆足了劲儿，不让他掰开，我知道这是不好的行为，但我更嫌恶被抓包，感觉像身子被脱光。

可他力气比我大，低头摩挲我手心的瘢痕说：“以后要自己剪指甲，会吗？回家我教你？”

我垂头丧气地点头，他拍了拍我的背说：“走路驼背不好看，挺直腰背来，这样才漂亮。”

他双眼灿若星辰，每分光芒都摄人心魂，我开始镇定地接住他投来的视线，这种感觉很奇妙，剥掉了慌张，取而代之是小鹿乱撞。

他指了指我手上的饮料，“饮料糖分很多，偶尔喝喝还行。快走吧，办完事，早点回家。”

办完出院手续，我们签下医疗监护协议，又办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手续，最后他带我辗转到派出所。

公安大姐循例将每项内容朗读一遍，确认意见，问：“程先生，你不是本市人，异地迁户口需要你户口所在地的公安局出示迁户证明。”

大姐看程禹衡不说话，盯着那双湛蓝的眼眸，把流程说得详细些：“你回去你的户口所在地出具证明，半个月就能转过来了，同时去她户口所在地出具证明，总之你俩的户口调迁纸都得拿来交给我们，我们才能办理她的入户手续，明白了吗？”

程禹衡想了想，问：“需要办理多久？我下半年比较忙，有没有更快捷的方式？”那会儿程禹衡为了一个课题，要带团队周游世界开研讨会。

“没有……但是，你也要把你自己的户口本拿出来呀，就算是丢了，也要回自己户口所在地挂失补办！”阿姨渐渐没了耐性。

程禹衡静默片刻，说：“转到国外可以吗？”

大姐张开的嘴巴半响没合上，揉了揉太阳穴说：“其实不转也可以。法律没有要求监护人和被监护人必须在同一个户口本上。”

后来我才知道，程禹衡很小就出国了，对中国一些名词一窍不通，就像“户口本”、“户口所在地”、“派出所”，对他而言都是生僻的词汇。阿姨理所当然地问，他全打蒙回答。

被这么乱搅一通，抵达公寓时，已日暮黄昏。我还在吃药治疗，极容易犯困，此时站着眼皮都快睁不开了，然而看到他准备的女款拖鞋，我整个人像打了鸡血，高兴之余，还很感动。虽然后来变成了很深的纠结，偶尔会忍不住想，是不是他老婆穿过的拖鞋，不过我至今都当宝贝穿到现在。

我把那双拖鞋放回鞋柜里，提起自己的行李箱，手无措地抓了抓门把手，开始后悔昨晚没把告别信拼凑出来。即便搜索了几篇感人肺腑的文章，依然找不到合适的句子，总感觉这世界上没有任何语言，足以替我传达这份沉重的感恩。

茶几上的电话座机叮铃铃响起，如惊雷打破惯有的宁静。

这个电话平常不用，因为知道号码的人，只有我和程禹衡，这是我与他沟通联系的内线，只有遇到紧急情况才会使用。

我脑袋一片空白。如果此刻站在这里的是廖小雨，铁定不接，把钥匙扔进马桶里冲走，然后发信息“你以为你是谁，老娘才不稀罕你”，最后将此人永远拉黑。

但是，我不是廖小雨。

电话那头的人，声音依旧让人听不出半点情绪，声线依旧醇厚而沉稳，“一起吃晚饭吗？”

廖小雨早有预料会发生这样的事，假前就给我打强心针：“丫的，你知道什么是渣男吗？”

我脑海里有好几种特别渣的画面，但是廖小雨往往有独特的见解：“拒绝了你，还找机会见你，见了你，表现得好像压根儿没发生过什么。简而言之，装傻充愣，逃避责任。明白我说什么吗？女人什么都不怕，最怕心软。”

如果廖小雨的观点成立，那么此刻坐在我面前的程禹衡就是渣男无误。

他比我早来，坐在靠窗的卡座，修长的手托起下巴，精神奕奕，神态清朗，目光慈爱地问我：“想吃什么？”

他那若无其事的模样，对于被他的无言拒绝折磨了整整三周的我来说，是多么残忍。

落地镜子清晰倒映着我此时此刻的样子，像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。我憋着气，接过服务员递来的凉白水，还没说话，泪腺就像崩坏的水龙头。

程禹衡什么都没说，只是静静将手帕递给我。餐厅里的顾客和服务员，全都不理解，为什么女人哭得死去活来，仪表堂堂的男人却能淡然置之。

不能怪他，在他眼里，我只是个病人。即便我已经康复，五年里他依旧尽忠职责观察记录我的康复情况。他看我的行为举止，与看纪录片没有区别。

就拿哭泣来说，普通人对此的理解是，这个人也许伤心过度或悔恨不已，人们会同情哭泣者。他却认为，哭泣是一种基于心理机能的情绪发泄途径，是无需大惊小怪的，而有严重的心理伤痕，却不懂得用哭泣等方式发泄，才是病得不轻。

事后廖小雨问我：“哭得有多难看？”

我垂下脑袋，“公安来了。”